淹没在“镇雄泥石流”、“城市雾霾”等引人注目的新闻里，很多人忽视了，同样在这几天，还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：13日，广东湛江至茂名输油管道泄漏;11日，上海槽罐运输车导致金山、松江部分水域污染;再早一些，还有山西长治苯胺泄漏污染水源
一边是雾霾南下，空气重度污染引发环保话题声浪正炽;一边是化工事故，突发性事件爆出环境风险步步紧逼。两个场景碰头，向我们发出预警：社会快步向前，环境压力日益增大，安全问题逐渐增多，如何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?
各级政府需“能力升级”
频繁的安全事故从一个侧面印证，在快速的经济发展中，处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的中国虽全力进行转型升级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，依然避不开“大化工时代”，依然要面对“工业化风险”。
这样的“风险社会”，还正好遇到了权利日益觉醒、诉求逐渐多元的“风险敏感”时代。一些原本模糊的数据、极端的个案，被这种风险敏感放大，也可能变成社会风险，从四川什邡到江苏启东，很多案例说明了这一点。
应当说，“环境群体性事件”年均三成的涨幅，已经让环境问题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绷得最紧的弦。环境问题上的“一票否决制”规定，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“五位一体”的整体布局，更让执政者对环保的重视前所未有。但一些地方还是会在这个问题上，一脚踏入陷阱。不少治理者也很困惑：这迎面而来的风险，究竟该如何应对?
正如学者所说，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，丛集了农业社会、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三种形态。传统与现代的交织、农业与工业的更迭，使转型期中国比发达国家面临更加多元复杂的风险。在这样的形势下，对环境问题，光有观念上的重视还远远不够，必须提高“环境执政力”。
比如，对待即将上马的项目，我们有一整套环境影响评价制度，来力避“环境风险”。却没有意识到，对群众的“环境风险感受”，也需及时作出评估。而这种“公众风险感受评估”，是发达国家大项目启动时环境部门必做的功课。在讨论立项时，就已着手调研公众对项目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，并进行与公众的充分沟通。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以缓解公众的环境焦虑，避免不必要的环境恐慌，还可以引导群众参与环境监督。这种环境管理，实质上已经是一种社会管理。
反观我们自身，虽然群众对环境风险越来越敏感，但我们还停留在具体的环境项目管理上。面对公众日益强烈的知情需求，一些地方只会公布一些干巴巴的数字，既不掌握舆情状况，更遑论疏导预案。山西苯胺泄漏滞后5天才报告，当地政府几个“没想到”的表态，正显示了对环境问题的低水平认识。
公众也要“二次启蒙”
另一方面，公众也同样需要一次环保的“二次启蒙”。如果说30年前的环境启蒙，是要告诉公众，生态不是“先生和太太”，那么今天的再启蒙，是要让公众更加科学、理性地认识环境风险。
以曾在厦门、大连等地引来环境风波的化工项目为例，很多专家都认为，大化工项目与城市的距离不是控制因素，更重要的是工厂是否符合环保标准。实际上，PX项目在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。日本横滨的PX装置与居民区仅一路之隔，韩国釜山的PX装置距市中心仅4公里。这一项目在中国引发的恐慌，真实的原因是缺少足够的科学普及和环保教育。
很多时候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“过分敏感”，是因为信息不足。对此，社会管理者需要进行更为细致耐心的引导，这也是环保执政观的一部分。学学日本武藏野市把垃圾处理中心建在市政府办公楼旁的做法，番禺的垃圾焚烧厂可能也不会在居民的反对声中叫停。风险时代，只有责任政府和责任公民良性互动，才能凝聚共识，形成合力。
“现代性孕育着稳定，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矛盾。”政治学家亨廷顿曾如此断言。可以说，风险带来不稳定，却也是一个致力于变化的社会的推动力。认识了风险、应对好风险，我们才可能赢得一个充满确定性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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