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记者而言，采访遭遇“踢皮球”，甚至“揭黑”遇险的事情，不是个别。不久前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智慧在河北省南皮县采访破坏农田之事，被扣留在该县国土局办公室，对方威逼不成又以封口费利诱，即是一例。
几年前，我曾与一位同事到某省民政厅拜访，并非批评该厅工作，只是希望了解该厅分管的一项工作进展。到了大门就被门卫拦下。我们出示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，说明来意，门卫要求我们致电厅办公室联系。我们表示，登门以示诚意，最好是由门卫通报，我们当面跟办公室接洽。但门卫如何也不肯通融，甚至骂骂咧咧，推搡我的同事。见状，我们一前一后，硬闯进去。
那次采访最后很愉快。分管的官员与我们长谈，介绍了有关情况。但一个细节印象颇深。我们与这位门卫和几位官员乘电梯时，门卫突然低声用方言对我同事恶狠狠地说了一句话，大意是——如果在外面，我就弄死你。他还对领导抱怨我们跑得太快了，他气喘吁吁地还追不上。他说：“我就没见过这么没有素质的记者!”
我们愕然。我们从头至尾恪守职业准则，有录音为证。他并不知道，“弄死你”之类话语都录了下来。如果我们发表这采访过程，可以预料该省民政厅会瞬间声名远扬。但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们不会这么做，因为那只是记者的遭遇，记者最好不要把自己变成新闻当事人。而且，即便该门卫被辞退，也会有官员出面声明，他只是一个“偶然”。
仔细揣测，这门卫与我们无冤无仇，何苦“弄死”我们?想必是怕给领导找麻烦，放进记者就是失职。而这扇门连记者采访都难进，百姓又怎样进?事后，我的同事总结：“采访像上访”。
除了门难进，“有关部门”还有另一“杀手锏”：鸵鸟政策。记者联系采访，先是要看采访提纲，发去后就石沉大海，而热点新闻的生命力很短。这些部门以为藉此就可以战胜记者，逃开公众的视线。在那些不愿向公众负责的“有关部门”面前，哪个记者没有点采访中的“血泪史”?至于因为发表舆论监督报道而置身危险、被封杀之类的经历，就更不消说了。一位官员告诉过我，因为一则批评报道，我被他所在的部门“封杀”了很久。
与“上访式采访”相对应的，新闻界还有一种“导演式采访”。常见的如“摆拍”，记者指挥采访对象，营造出想要的画面。2012年，浙江《今日早报》头版刊登的一幅照片严重摆拍，被眼尖的读者发现，成为笑谈，最后发表了道歉声明。
我曾去实验室采访一位科学家，恰好一家电视台也在采访，为了展现往仪器里倒一杯水的画面，电视台记者让采访对象接了一杯又一杯水倒掉，还不断提醒对方“动作再慢一点”，全然不顾实验室工作的实际。采访结束后，这位科学家如释重负脱下身上的白大褂，交给采访者：“我们自己也有白大褂，但没你的这么白。”原来，这位电视台记者为了画面好看，还自带了“演出服”。
记者成了“新闻”的导演，不仅歪曲事实，制造虚假新闻，而且对新闻从业者的杀伤力极大。见到那些采访对象被“导演”时皱着眉头的厌恶表情，我感到耻辱;见到喜欢“导演”的媒体记者，我会对这家媒体的公信力产生怀疑。
无论“上访式采访”还是“导演式采访”，都是媒体生态中的毒瘤。有些时候，“有关部门”一方面把正当采访逼成“上访式采访”，另一方面为了展示自己的成绩，还与相熟的媒体“策划”，制造“导演式采访”。这都严重地伤害了媒体的公信力和公众的知情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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