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泽东同志说过，“扫帚不到，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”，同样，没有执法之帚的清扫，公共文明也不会自行建立。新加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是陋习遍地，随后新加坡政府出台一系列“高压手段”，比如随地吐痰罚款50美金、在被禁止的墙上涂鸦将受鞭刑等，人们从难以忍受到潜移默化，新加坡也就一变而为干净整洁、文明有序。
可见，对微小过失“零容忍”，是通往公共文明的重要路径。“中国式过马路”风行各地，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的“破窗效应”：因为第一个向“破窗”投掷石块的人未受处罚，就会有更多人向“破窗”投掷石块。带头闯灯的人安然无恙，更多人就会在法不责众的心理下理直气壮地违规，重拳治理的基本思路，正是在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时惩治微小过失，防止演变成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。
然而，如果只有严刑峻法，恐怕也独木难支、失之偏颇。且不论如此严管成本巨大，有可能蜕变为“其兴也勃，其亡也忽”的运动式执法，就说闯灯行为背后，除了公民素质之外，就没有交通管理不健全、公共服务欠完善的责任吗？雷霆万钧的利剑高悬固然不可或缺，完善服务的春风化雨同样至关重要。
红灯时间长、绿灯时间短，好不容易等到绿灯亮，行人还没有挪开脚，右转弯的车辆就蜂拥而上……红绿灯设置的不尽合理之处，交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短板，不会因为严惩闯灯行为而自动消失，正如一位网友所言，欲改变“中国式过马路”，先调整“中国式红绿灯”。暴风骤雨式的严管重罚固然能在瞬间涤荡一切，但是如果缺少完善服务的持续滋养，风暴过后难免一切照旧。
“汉家自有制度，霸王道杂之”，重拳出击的“堵”与完善服务的“疏”，是涵养马路文明的一体两面，严惩闯灯行为只是迈出了第一步，但是切不可沉浸于“罚”来的一时快感而止步不前，毕竟，只有恩威并用，才能标本兼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