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启动“文明餐桌”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，武汉市又拟对餐馆、饭店的用餐剩菜行为出手整治，彰显出崇尚节俭之风、遏制舌尖浪费的决心和意志。如果说创建“文明餐桌示范”是对树立节俭风尚的正面引领，那么对餐馆剩菜剩饭行为的处罚无疑有惩戒与倒逼之效。从这个层面解读，剩菜受罚当是倡导“文明餐桌”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也许有人会基于多重考量而对处罚剩菜持有异议，比如吃饭用餐属个人消费行为，公权干预是否有权力滥用之嫌：矫正国民陋习当以“教育”为主，处罚剩菜剩饭是否属以罚代管的懒政之举，等等。对此，笔者不敢苟同。矫正陋习不能止于正面教育，制度约束才是遏制舌尖浪费的长效之策。
诚然，对于矫正积弊成习的餐桌浪费，政府的正面教育和引领不可或缺，而且“文明餐桌示范”创建活动推行一年已初见成效。但违规受罚同样也是一种教育，而且是触动既得利益，极易让人刻骨铭心的教育方式，没有违规受罚作底线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，其教育的成效也恐难持久。同时，心理学中的“边际效用递减规律”表明，随着同样刺激的反复进行，人们对此的兴奋程度就会呈现渐次递减的状态。因此，只有不断更新完善我们的教育方式，才能让正面教育的效果持续得以显现和巩固。
就社会陋习的治理而言，最重要的是教育国人树立积极向上的文明行为规范。而社会现实表明，国人文明习惯的养成，从来都不能只靠人们出于道德层面的自觉与自律，必须附之于带有强制性的制度规范与约束。崇尚“文明餐桌”，少不了鼓励节俭和惩治违规的双重激励。只有祭起正反两面的相向驱动，才能收到恩威并施的综合治理效果。
处罚毕竟是一个事后惩戒的补救措施，而且是涉及公民个人切身利益的敏感话题。如何合理界定剩菜处罚的具体标准和行为方式，如何科学制定经济处罚的量化额度，的确考验着政府决策的管理智慧和执政能力，也离不开广大民众的理解、支持和参与。尤其值得思考的是，鉴于饭店餐馆的数量之多、人们一日三餐的就餐之频，政府何以保证有足够的人力和精力实施监管；面对惩治剩菜剩饭与餐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矛盾博弈，政府又该如何提升餐馆经营者对“文明餐桌”行动的配合意识；如果入餐者人走茶凉、人去楼空，政府又该如何确保实施处罚拥有确凿无误的现行证据，等等。
应该说，武汉市就对剩菜处罚制度的问计于民，不啻于对民众的一次文明节俭教育。但处罚制度的可操作性落实仍是民众的最大担忧，确保“文明餐桌”行动的持续开展，必须破解制度虚置的执罚之困。
